1989年再过12年，中国才正式将电动汽车作为重大专项纳入国家研发计划。

  1989年2月10日，温州的叶文贵已研制出一台充电八小时、行驶200公里的电动汽车，并且将它开上了温州最高的山。

  1969年，19岁的叶文贵跟着一群难兄难弟，支边到七台河的一个小山村，9年后返乡时，他已成了七台河市的“首富”。

  叶文贵下乡后被安排在七台河矿务局工作，矿务局有几万工人，工人所用的煤锹柄全部都要从外地买。这让他看到赚钱的机会，然后联络了几个知青，从家乡温州买来木旋床和锯子，办了个锹柄厂。

  这在当时，相当冒险，甚至是犯政治错误，但叶文贵用个人和集体都双赢的模式，争取到生产大队的默许：凡是在厂里工作不能出农活的知青，每人每天向生产队交两元钱。

  也是从那时起，叶文贵就痴迷上了技术创新。锹柄厂最初靠手工削圆，日产100根，已是供不应求，但叶文贵不满足。

  他根据卷笔刀的工作原理，设计出一个类似的机器，让山上运下来的大木头用火锯剖成方块后，塞进去，再拉出来就成了圆锹柄。

  工具改进后，锹柄日产量从100根直接飙升到1000根，一天能卖800块。

  屯子到车站没有路，运输不方便，他又请人开通了一段通向大路的六公里绕山公路，还以故乡的名字把路牌命名为“小金乡站”。

  在此之前，这个50户人家的穷村子，知青干一天活最多只能赚两毛钱，村民们一年只能吃上三顿肉。

  1993年，七台河市正式命名此地为金乡村。一群浙江小青年就以这样一种独特方式，在遥远的白山黑水间留下了家乡的印记。

  但只在文城县民政局工作不到一年，他就扔了铁饭碗，回到当时已是温州经济核心重镇的苍南县金乡镇，再次开起了工厂，理由是：

  当时，金乡的徽章铭牌加工已经做得红火，但却没有配套的轧铝厂，所有加工作坊都要在外地把铝板轧成半成品再运回乡。

  叶文贵于是开了个轧铝厂，工厂一开门，生意就好到客人要排队。仅用4个月，他就收回投资所需成本，并很快积累了20多万资金。

  当时，金乡还有不少人生产塑料证件外套、资料夹，但用的热合机功率都小，大尺寸产品压合不了。叶文贵于是又自主研制了大频率的高频热合机，并创办了大功率高频热合机厂，同样是一开业就生意火爆。

  有了大功率热合机，工厂可以加工更多热合要求高的产品，效益很快提升，先后开了四间分店依旧不足以满足需求，叶文贵又转型卖机器，获利更加丰厚。

  金乡还有一个生意是，垄断了全国饭菜票，并且留有一个空白：生产原料PVC薄膜必须从外地购入。轧铝厂、热合机厂，做一个成一个的叶文贵，于是又打起了创办塑料薄膜厂的新主意。

  1984年初，叶文贵正式建成了他的薄膜厂，产品主要供本地企业制作塑料票证、扑克牌、吸塑包装。通过这一个厂，叶文贵也把他的技术创新推到了更高境界，东拼西凑但自主设计了生产线，且效能惊人。

  靠着独树一帜的高效率，叶文贵很快就一厂独大，投产两年，产值就达400万元。“挣钱就像印钞票一样”。

  之后，叶文贵又创办了包装材料厂、蓄电池厂、微机仪器厂，并且办一个火一个，生意好到令人眼红。

  而且，他还有个习惯，不管多大数目，都不用支票，要提现金。有人说，每次从银行出来，叶文贵都得拎着麻袋，袋子里是一捆一捆的钞票。

  1984年5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：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，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。

  在时任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的回忆中，让不是党员的个体户当官，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举动，全国都就没有先例。

  但叶文贵明显与官场不太合拍。比如，开会就让他不胜其烦。他经常要求：把材料给我看看，我就不去参加了。

  短暂且不愉快的仕途结束后，叶文贵重新过上了他热爱的创业生活，用他自己的话就是：“赚不完的钱，办不完的厂，还不完的债”。

 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叶文贵两次登上《人民日报》，他的事迹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；1985年，全国政协副主席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温州考察，在叶文贵的厂子里转了三圈后，说他是“新型的企业家”；加拿大机电教授教授鲍勃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看望叶文贵，赞叹说：“在中国农村，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。”

 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曾在温州与叶文贵交流，讨论贫富不均问题。叶文贵说，收入高的可用税收来调节，先富的一些人翻不了天，就像孙大圣翻不出如来的手掌。

  中央党校甚至来请叶文贵讲课，他以自己不是党员为理由拒绝，最后在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劝说下才成行。1986年冬，叶文贵开始给省级领导干部上课，主题是《经营私人企业的实践和体会》。他对大家说“非公有制企业主不是资本家”，上万字的讲稿，被当作中央党校的教材全国发行。

  生意最红火的时候，叶文贵的金乡包装材料厂甚至发行了股票，面额1000块。这也是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企之一。

  1987年，全国评选出了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，但到北京领奖的却只有99位。温州唯一的当选者叶文贵缺席了。

  此时，他已投入到一场造车传奇，抽不开身、也没兴趣领什么农民企业家奖。而后来被认为是造车狂人的浙商李书福，当时还想都不敢想造车这件事。

  多年后，叶文贵这样回忆自己造车的因由：当时台湾有10家轿车厂、大陆有6家，但16家厂子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的品牌，我觉得太可怜了。

  除了想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，叶文贵还想到了突围之道：汽油车外国企业已经太强，而且对环境不好，电动车没污染，而且全世界还没有特别成功的，如果能做出来，会有大机会。

  也许是对电动车会成功的信心太足、太乐观：没有充足的调查研究，也没有最大限度地考虑研发和资产金额的投入，叶文贵便全身心做起了他的电车之梦。

  初中毕业的叶文贵，只是通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汽车电机、机械方面的书，就在1988年初夏，于温州最好的华侨饭店租了一个套房，开始招兵买马，来自航天、造船、冶金等行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纷纷应邀来到温州。

  不到一年，开足马力，没日没夜的努力之后，1989年2月10日，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里，叶文贵和三个同事把自己造的第一辆电动汽车开上了山。

  从研发到上路，只用了六个月，这辆被他命名为“叶丰号”的白色小车，充电八小时，已可行驶200公里，属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。

  随后，他专程前往美国考察电动车技术，并发现了危机：纯电动汽车电池使用寿命短、续航能力差，已慢慢的变成为各国电动汽车研究者的共识。

  他在温州龙湾经济开发区征了25亩地，请来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进行开发。制造一辆车要用几千个零件，有的要费力采购，有的买都买不到，但叶文贵还是很乐观，并且无所畏惧，坚持造车到底。

  1990年4月，叶文贵推出了叶丰2号，这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混合动力汽车。

  叶丰2号拥有容量强大的蓄电池组，还装上了自行研制的双用双缸水冷汽油发动机，这种发动机比风冷式效果好、噪音低。

  次年4月，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研讨会上，叶丰2号一鸣惊人，得到国内外技术人员的肯定。不久之后，他收到了更大的好消息：

  叶丰1号被国家四部委评选为国家级新产品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温州的第一重大科研成果。

  至此，叶文贵已为造车投入了上千万，一直不缺钱的他，开始感到巨大的金钱上的压力，但接连而来的认可让他相信：造车，是能成的。

  由于在深圳研讨会上打响了名号，1992年初，深圳一家公司找到叶文贵，希望展开合作，并计划投入五千万的先期资金。

  叶文贵火速与对方展开了合作谈判，因为他已决定进一步提升混合动力汽车的性能，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，正好需要大笔资金投入。

  对方想把电动汽车变成温州和深圳共同开发的项目，但参加谈判的温州市政府领导表示，这是四十年来我们温州最重大的科技项目，不能这样卖给你。

  多年后谈起往事，叶文贵仍然充满惋惜：就这样把他们推掉了，那次机会很可惜。

  一年后，来自美国加州的电动汽车专家罗耶·凯勒慕名来到金乡，考察刚刚面世的叶丰3号。叶文贵带着凯勒翻山越岭一路开到海口试车，最终打动了凯勒，再次得到一个合作的机会。

  叶文贵坚持合作生产的汽车要挂“叶丰牌”，但凯勒却表示，挂叶丰牌进不了美国市场，必须挂他的牌子。这让叶文贵拧起来：

  叶文贵底气十足拒绝对方，是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个托底的算盘：既然温州市政府如此看好他的项目，最后一定会在资金上给他支持。

  到1994年秋，最高车速109公里、充电3小时续航200公里的叶丰概念型混合动力汽车诞生时，叶文贵已经借债1000多万。

  为了继续造车梦，在私营经济发展最红火，无数人把资金投入到快钱模式大赚特赚的时刻，叶文贵却一个又一个地卖掉了自己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工厂、房产和地皮，然后一笔一笔投入到深不见底的汽车厂。

  即便如此，也还是无济于事。在投入全部四千多万资产后，叶文贵终于认识到，要真正把电动汽车商品化，即便是小批量，也要五亿、十亿的投入。

  而在汽油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还是奢侈品，电动车取代汽油车普遍被认为是痴人说梦的当时，他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的钱来跟他一起赌。

  1995年5月，研发资金彻底中断后，已经成功研发出4款新能源汽车的叶文贵，送走了最后一名工程师，正式结束了传奇的造车梦。

  直到2001年，中国科技部才正式立项，将电动汽车作为重大专项纳入国家研发计划。

  那些令他骄傲的叶丰车，被他锁进仓库；当初的造车资料，被他存在两台笔记本电脑里。

  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关注国际油价，关注电动车的有关消息。儿子叶飞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，也算是对他汽车梦的延续。

  结束造车，还完债务后，叶文贵最后只剩下一家包装厂，厂里只有一台20多年前的老机器，一年大概能收入几十万，过个普通人的日子。

  苍南县金乡镇原党委书记金钦治说，除了造车赔钱，一些钱也被叶文贵捐掉了，比如修祠堂、助学等等。虽然只读到初中，但叶文贵始终热爱学习、崇尚知识，儿子毕业于清华，两个女儿都曾留学海外名校，这也是对他最大的安慰。

  不再风风火火之后，叶文贵深居简出，平常种花养鱼、研究建筑、学习锡器制作，只有橱柜上摆满的各个年份的茅台酒瓶，让人觉得他不一般。

  报道称，虽然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，叶文贵的造车梦不得不黯然收场，但他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群体的典型代表，诠释了当时来自温州民间的巨大创业活力，他永不言败的精神，是不会消失的。

  2013年10月开馆的浙商博物馆里，叶文贵被列入“英雄背影”板块，他捐赠的红色玻璃钢汽车车架壳子，在吉利、众泰、万丰奥特等多家知名浙商车企捐赠的自产汽车中，显得格外特别。

  他说：“就算别人说我是阿Q，我也感觉自己很成功。能自己挣钱，去做一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也就够了。”

  2017年3月，年仅67岁的叶文贵因病去世。妻子陈星初在追思会上说，他的一生比谁都精彩，相当于别人活了十辈子。

  六十大寿时，叶文贵厂里的老职工们曾在金乡包装材料厂组织了庆典为他庆祝。庆典上，叶文贵感谢了锹柄厂、轧铝厂、包装材料厂……的工友。

  他笑着说，“大家辛辛苦苦为我做事情，还替我赚了很多钱，最后我把这些钱都花在电动车上了。谢谢大家。”